陇西县公司：春节慰问送关怀 浓浓爱意暖心人

孝行本指个人的行为，在本书中包括事亲、事君、立身这三方面。

观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。市民社会的群体组织（团体）具有典型的民间性、自治性和志愿性，例如：非政府组织（也即NGO，英文Non-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）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，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民间团体。

其中，国群层面的群己权界是通则，需要通过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来具体落实。（《群学肄言》译余赘语）[13]   这里的群就不是广义的人类社会，而是社会与国家合一的国群，其本身涵盖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领域，每个领域之中又有各种组织团体，所谓商工政学莫不有之，这些作为次生的群皆从属于国群。惟今日敢于自异者之无人，此吾国所为可大惧耳。原文为：夫庶建之制，其民若得为其凡所欲为者，是固然矣。  其一，国群与政治国家（政府）概念相混淆。

当前各国政治学界开始将市民社会对于政治行政的监督和制衡，视为广义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  四、政治国家层面的群己权界   国群所包含的国家乃是与市民社会分立的狭义政治国家，而其现实的实体形态就是政府。当年他就因不满胡宏欲为仁，必先识仁之体的说法而对此提出了批评(32)。

又如木有根，有干，有枝叶，亲亲是根，仁民是干，爱物是枝叶，便是行仁以孝弟为本。到了宋代新儒学，重点却转变为体仁或以仁为体的主体实践。(53) 一气既可以解释骨肉之亲，更能够指向对异类之爱。仁义礼智，只把元亨利贞、春夏秋冬看，便见(40)。

在他看来，张栻只在已发处讲爱，则是但知已发之为爱，而不知未发之爱之为仁也。另一方面，心意识到理时，此理通过爱意的流淌，已遍在于天地万物之中，天地间也就无一物不被仁所浸润了。

就其为人的爱、公二字来说，其意义就在于将儒家的仁义之道与公天下之爱关联了起来，在作用层面肯定了爱的普遍流行，所以得到了朱熹的认可。(28)朱、张二人之言，均见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二《答张钦夫论仁说》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410-1411页。(13)私心就像雍塞泉水的沙石一样，仁被堵塞，爱只能及于己或私亲而不爱他。盖仁只是爱之理，人皆有之，然人或不公，则于其所当爱者反有所不爱，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。

譬如一粒粟，生出为苗。如林安卿、沈僴等便以为，人物同受天地之气而生，所以是同体而皆当相爱。(38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，第476页。正因为如此，公与仁之间，就存在着一定的差别。

朱熹认为，此当以程颐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去解之。故古人必由亲亲推之，然后及于仁民。

爱之之理便是仁，若无天地万物，此理亦有亏欠。话其实应当倒过来讲：若爱，则是自然爱，不是同体了方爱。

但朱熹的学生仍是认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并且吸纳了张载民胞物与之同气同性说的架构。夫理无蔽，则天地万物血脉贯通，而仁之用无不周矣。故父母弃而不养，而遇虎之饥饿，则舍身以食之，此何义理耶!(51)佛教的慈悲号称无缘之爱，讲无条件的博爱。朱熹依循的是由孝悌而仁民爱物的路径，认为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。所以，路径只能是下学而上达，而不能徒事高远。另一方面，四德五常均因仁之流行而来，故仁又无处不在，无物不被其所爱。

仁体固然先在，但我能否有诸己即知觉仁，却构成为仁是否在我的先决条件，也就是说，将针来刺股上有痛感才有仁。以血脉贯通而后达，非以血脉贯通而后存也。

从爱人到爱物，是在合情合理氛围下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惜，因为人本身也是生命之一，取物以养己遵循不过度的原则，即爱己与爱物在这里是统一的。惟其同体，所以无所不爱。

他将上述孔子立人达人之说，放在了天理人欲之辨的框架之下，认为： 以己及人，仁者之心也。按朱熹的援引与阐发：程子谓：‘为仁以孝弟为本，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。

察其动，则已发之际，爱之施被乎物，是乃仁之用者也。张栻回顾了他与朱熹关于仁说的讨论，在论及爱无所不至然又只明得其用而需详察爱之理后，他这样写道： 夫其所以与天地一体者，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，是乃生生之蕴，人与物所公共，所谓爱之理者也。就此而言，于物中识得仁体，只是后知后晓，并不能说明理是后有、后存。(44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，第472页。

其以之为人，则爱而公的论断，依靠的是郊焉而天神格，庙焉而人鬼享的天命论的支撑。爱是仁之用，恕所以施爱者。

不过，不论是仁之方还是仁之体，无论立人、达人抑或博施济众，其中心观念并没有变化，那就是爱人。观孔子答门人问为仁者多矣，不过以求仁之方告知，使之从事于此而自得焉尔，初不必使先识仁之体也。

孔子这一段话，历来受到关注。(49)韩愈辟佛老而原道明教，此道、教在他可以为己、为人、为天下国家。

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，认为不能以用代体。(30)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二《答钦夫仁说》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第1417页。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，涉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，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。谢良佐之意，有可能是前者，朱熹的解说则强调后者，即主体与对象的关系，所以才有圣门只说为仁，不说知仁。

清除了沙石的窒碍，即在公的氛围下，根于内心的仁德就能普及天下。这一观点现在却转换为朱熹对韩愈的批评，可见朱熹也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张栻的见解。

故弟子问《论语》孝弟为仁之本之意，朱熹回答说： 上蔡谓：事亲、从兄时，可以知得仁。然在对父母弃之不养的同时又以身而供给虎食，岂非咄咄怪事？进一步，朱熹又具体比较了佛教与儒家博爱的差别： 且如圣人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

从差异方面看，仁是人心内在之理，公则是克己除欲的彻底功夫。避免专以爱为仁的弊病固然是必要的，但更需要注意的是爱与仁之间的必然关联：仁就是未发之爱，情本由性所发。